外资机构观点趋于一致:看多中国经济 做多中国资产******
随着A股2023年强势开局,外资唱多热情持续高涨,继高盛之后,摩根士丹利也加入了再次看涨A股和人民币的队伍。
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,不少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看法更加乐观,认为新年行情值得期待。
开年以来北向资金加速流入也证实了这一点。2023年以来,北向资金净流入额超330亿元,自2022年11月以来的净流入额已接近1300亿元。
上调中国股票市场评级
华尔街大行高盛刚发布策略报告,将明晟中国指数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,摩根士丹利紧随其后,也将明晟中国指数的年底目标上调至80点。
1月9日,摩根士丹利分析师Laura Wang等人在最新报告中指出,2023年中国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,中国股市将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。摩根士丹利维持增配明晟中国指数,并将该指数年底目标位从70点上调至80点。
摩根士丹利研报指出,2023年中国的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,同时内外部风险均下降,这或将推动相关估值进一步上涨。
明晟中国指数最新收盘报70.42点,自去年10月底最低点46.92点以来,已经累计反弹50%。摩根士丹利将该指数目标点位上调至80点,认为该指数还有超过10%的上涨空间。
去年12月,摩根士丹利上调中国股票在全球新兴市场中的评级至“超配”,这是该机构对中国股市维持近两年谨慎态度后做出的首度上调。
在进一步上调明晟中国指数目标位时,摩根士丹利指出,其正在对中国股权风险溢价(ERP)重新评估,不少因素证明属于A股的牛市周期已经开启。
对于人民币走势,摩根士丹利同样乐观。它认为,人民币到2023年底将升至1美元兑6.65元人民币,较当前水平上涨1.8%。
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市场策略师王滢表示,摩根士丹利目前对欧美股市、尤其美国市场较为谨慎,中国股市将成为下一阶段全球股市的领跑者,全球新兴市场都将有不错表现。“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评级上调,不仅仅是基于抗疫政策的调整。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,有七个主要类别因子,会在不同时间对股市产生较大影响,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捕捉股市的拐点。”她说。
王滢进一步分析,“尽管宏观经济和估值两大因子并不突出,但其余五大因子正同时向好转变,包括全球收紧的流动性在明年会有明显改善;中国政策周期向好;强势美元告一段落,人民币有望重新升值;中美双边关系改善;中国的监管框架已经整体确立。”
看多中国资产再成共识
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预期不断增强,A股市场与人民币汇率强势表现,外资“真金白银”加码买进中国资产。
Wind数据显示,2023年以来,北向资金已净买入335.20亿元,其中1月5日净买入127.53亿元,这也是自2022年12月1日以来,北向资金再度单日净买入超百亿。实际上,自2022年11月以来,北向资金就已呈现出加速流入的势头,期间净买入额达1286.28亿元。
人民币汇率在此期间也强势反弹。2023年首个交易日,在岸及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盘中双双升破6.9关口。随后,人民币汇率持续反弹走强,截至1月10日16时30分,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报6.7772,新年以来已反弹逾1800点,累计涨幅达2.61%。
北向资金与人民币汇率共振,反映了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普遍看好。高盛1月9日发布报告称,中国股市在年内有望上涨15%,人民币则料将升至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位。
高盛的策略报告称,将明晟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,强调主要理由是整体估值较低,以及房地产、互联网监管和政策刺激等领域的多个支撑点。
此外,高盛预计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将升至6.5,此前的预估值为6.9。
高盛策略团队认为:“在2023年的全球背景下,中国在经济增长、政策和通胀周期方面看起来处于有利地位。当前的市场背景让我们相信,继续减持或做空中国股票面临的风险明显高于做多中国股票。”
除高盛外,美国银行、汇丰银行、先锋领航等外资机构也看好2023年中国资产表现。
美国银行投资策略分析师曾指出2023年的十大交易趋势,其中的一大趋势便是做多中国股票。“中国有很高的超额储蓄,对中国股票仍然是反向做多交易策略。”
汇丰银行预测2023年中国GDP同比增速为5.0%,并显著调高了2024年中国GDP增速预测,从4.8%上调至5.8%。
先锋领航在最新发布的分析报告中指出,当前中国正致力于优化疫情防控措施、促进疫苗和药品研发、改善医院设施,这些手段有助于稳定经济,预计2023年3月之后,中国的整体经济将看到更为明显的反弹,中国2023年全年GDP的增速有望达到4.5%左右。
南佐“古国”: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******
“宫城”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
“宫城”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
“宫城”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
“宫城”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(局部) 作者供图
【考古中国】
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。什么是“文明”?现在一般所说的“文明”,多指对“Civilization”等西文词语的意译,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、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。“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”,国家固然不等同于“文明”,但要称得上“文明”,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。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,一是“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”,二是“公共权力的设立”。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,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“王权”。以此衡量,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,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,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。
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,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——董志塬上,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,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。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,1984—1986年和1994—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,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、勘探工作,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,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,可能有外环壕。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,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“护城河”和夯土宫墙围成的“宫城”。“宫城”中心为主殿,“九台”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、夯土台、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,出土了大量白陶、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,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。
数千人数年建成的“国家级”工程
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,而且宫殿、夯土台、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。以聚落中部的“九台”来说,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,现存还有5~7米高,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。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、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,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~4米厚的夯土护壁,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。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,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、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。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,内、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。“九台”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,以当时的条件,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。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“九台”,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。
再看中央“宫城”区。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“宫城”东西宽约55米、南北长约67米,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。“宫城”外有宽约15米、深10米多的“护城河”,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。加上“护城河”,整个“宫城”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。“宫城”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,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.5米,中央火坛(火塘)直径3.2米——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,规模之大前所未见。“宫城”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(侧殿)。所有这些宫墙、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,窄处宽1~1.5米,最宽处可达5米,现存高度1.5~3.5米,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。
“宫城”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,各处地面、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,甚至宫墙也不例外,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。我们可以想见,五千年前的南佐“宫城”,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,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。我们估计,“宫城”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“九台”区。
经勘探和试掘,在“九台”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、夯土台、壕渠水利工程等,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,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。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,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,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。据此推测,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。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“王权”,集合起国家力量,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。
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,出土的精美白陶、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,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。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,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,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。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,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。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,“九台”、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,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。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,集中规划建设而成,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,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。由此推断,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“古国”。
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
南佐都邑及“宫城”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、中轴对称格局。“九台”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,“宫城”位于“九台”中心,主殿位于“宫城”中心,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。主殿坐北朝南,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,向南到主殿中门(共有三门)、“宫城”南门,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,东西两侧的侧室(侧殿)和壕沟对称分布。
再放大一些视野,“九台”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,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。“宫城”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,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。外墙的门与“宫城”南门错开几米,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,增强了“宫城”的封闭性和防御性。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,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,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。
我们推测“九台”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,“宫城”区部分侧室(侧殿)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。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“九台”以外,推测“九台”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,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“圣区”或者贵族居住区。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、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,凸显了王权至上,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。
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
南佐“宫城”区出土了白陶、黑陶、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,成套的彩陶、朱砂陶、白衣陶、白泥堆纹陶,涂抹朱砂的石镞、骨镞,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,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,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,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。
白陶、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,但在南佐“宫城”区却发现不少,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,表面光滑细腻,有釉质光泽。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,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,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,制作工艺还是个谜。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,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,有些彩陶成套出土,具有礼器性质。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,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,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——可既盖又塞,以防止酒精挥发。南佐的朱砂陶、白衣陶、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。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,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、双腹盆、钵、缸、罐、瓮等很多器物上。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,但在南佐仅“宫城”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,大小不一,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。经测定,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℃以上,最高达1116℃,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~1000℃之间。令人惊讶的,还有“宫城”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,粟、黍数量极少,反之在“宫城”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、黍。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、黍为主而少见水稻,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,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。
南佐“宫城”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、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。白陶、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,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。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,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。有意思的是,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,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,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,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。据科技考古检测,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,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,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,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。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、朱砂,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。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,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。可见南佐“古国”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,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。
目前,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,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。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,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、埃及文明一样,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。
(作者:韩建业,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导,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)